每当从事现代文学的朋友们聚会时，总是谈起韩长经，对他的英年早逝都感到无限惋惜，对他的高洁品格都敬佩不已。每当这个时候，长经那笑容可掬的形象总是闪现在我的眼前。
一
建国初期，全国掀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山东大学的师生也表现出极高的学习热情。校长华岗同志是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和现代史家，他不仅自己带头学习，还每周给师生讲半天政治课。
每次讲课时，在主席台上一边的长桌旁总坐着两位青年：一男一女，女的叫袁林，男的叫韩长经，他们都是中文系的学生。
长经当时20岁出头，穿一身整洁的中山装，面目清秀，笑嘻嘻地端坐在桌旁。
每当华校长一出场开始讲课，韩长经、袁林就集中精力给华校长做记录。
华校长讲课历来不用讲稿，所有的材料全凭记忆。他出口成章，口若悬河，那论辩的逻辑力量，那超人的记忆力实在令人惊叹不已!
我当时很想将华校长讲的每句话都记下来，然而不论怎么努力也办不到。不过这不要紧，过不了几天，《新山大》就将华校长报告的全文刊登出来了，而记录者就是韩长经和袁林。人们阅读全文时惊奇地发现，载文同华校长的讲演几乎一字不差。我在高兴之余又暗暗琢磨：他们是怎样记录的?
有一次我见到长经，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老韩，你给华校长记录是用的速记法吗?记得这么全。”他笑嘻嘻地说：“哪是什么速记法!就是用汉字记，不过会后我和老袁一句句地查对，还要连夜整理，最后还要请华校长过目后再发表。”噢，我总算明白了其中的“奥秘”。
我们可以想像，长经和袁林为宣传马列主义，为方便他人的学习付出了多大的精力，用了多少宝贵的时间！
1952年9月长经在山大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留校后就在华岗校长领导下和刘泮溪先生、孙昌熙先生一起开鲁迅研究课。
可惜当时我仅听了华校长讲授的部分内容，没有机会听长经讲课，十分遗憾!好在他们的讲稿后来出了两本书：一本是华校长的《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一本是刘泮溪、孙昌熙、韩长经三位先生的《鲁迅研究》。这两本书在学术界，在社会上均具有很大影响。
二
在建国初期的山东大学中文系，因为教师数量不多，老师们教学任务都相当繁重；毕业生留校的又非常少，所以仅有的几位青年教师工作就更为繁重。他们要教学，辅导学生，要兼任系秘书之类的行政工作，还要从事业务研究，撰写论文。长经工作兢兢业业，学习也十分勤奋。他先后开设过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俄国文学等课程。他还在《文史哲》杂志和其他刊物上经常发表论文。195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给他出版了《学习鲁迅》一书。后来，他又与刘泮溪先生、孙昌熙先生合作出版了《鲁迅研究》一书。在现代文学这个园地里，他辛勤地又非常愉快地耕耘着。
当时我在速中任教。我们在一个校园里工作，在一个食堂里就餐，经常见面。我每次见到他都是衣着整洁，笑嘻嘻的。有时我们也一起在校园里漫步，交谈一下彼此的情况，海阔天空，真是其乐融融。
后来山东大学迁往济南，我也分配到泰安师专。我们都怀着依依不舍之情告别了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各奔前程。
我每次去山大总要去看望一下长经。他仍是衣着整洁，笑嘻嘻的。有什么问题向他请教，他总是尽快帮我查资料，给我解释。他是那样地真挚、诚恳而又耐心。
“十年浩劫”开始以后，他受到严重的冲击，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有几年失去了联系，但却彼此都非常挂念，经常打听对方的消息。
1971年秋天，我到当时迁到曲阜的山东大学去学习教改经验，我一到山大立即去看望长经。当时他已经“解放”，并分担了一部分教学工作。我没有想到经过“文革”的磨难，他除了头上多了几根白发，几乎没有大的变化，和过去一样衣着整洁，笑嘻嘻的。见了面，说不完的话题就是“文革”中的惊涛骇浪和熟人的情况。例如某某人害人，某某人被害等等。
长经当时只要有时间，就到招待所里去看我。一会儿给我送开水，一会儿又约我去吃饭。当时，长经仅一个人在那里工作，曲阜并没有家。他和过去一样仍像兄长般地关怀我，照顾我，叫我怎能不感动呢?
三
长经具有多方面的优良品质和良好作风，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长经生长于临朐农村。他继承了农民的一些高尚品德，例如他作风淳朴，为人厚道，生活节俭。文如其人，他的论文也是朴素无华，既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矫揉造作的文气。读他的文章好像听他谈话，朴朴实实，娓娓动听。
长经做学问十分踏实，从大学毕业开始就一本又一本地仔细阅读《鲁迅全集》，一篇又一篇地作读书笔记。他提出的论点都有坚实的材料做基础。他，不跟形势赶浪头，不搞假大空的那一套，而是老老实实地做学问。
还有，他选定了主攻方向、前进的目标，就一直走下去。他从50年代就从事鲁迅研究，后来虽然教现代文学史、俄国文学的课程，但是他仍与鲁迅研究结合起来，紧紧把握住鲁迅研究的课题。举例来说吧：他教俄国文学，把俄国文学与鲁迅联系起来研究，先后发表了《鲁迅与俄罗斯古典文学的关系》、《鲁迅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鲁迅与果戈理》、《鲁迅论列夫•托尔斯泰》等论文。这部分论文原计划由长经修改后结集出版，由于他突然逝世，就由我们的老同学徐文斗为他整理后出版。
长经待人诚恳和蔼，就是对子女，对晚辈，对学生也是用商量的口气谈话。我和他交往几十年，从没有见他发过火或疾言厉色地教训别人。他确实是位可亲可敬的长者。
长经笃于友情，对师长他是出自内心地尊敬。他不像有的人那样有求于老师时是毕恭毕敬；一旦运动来了，又是杀回马枪，又是争先恐后地上台揭发批判老师，唯恐与老师的界限划不清；当风向一变，又以某某教授的嫡传弟子炫耀自己而毫不脸红。老韩对同学也很真挚，凡老同学有所要求，他总是竭尽全力给予帮助，不论这位同学的社会地位是高是低。老韩最厌恶的就是那些势利眼，世侩气，还有那些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
长经在与朋友的交往中，很讲究信用，例如你托他借本书说好什么时间去取，到时候他一定按时笑嘻嘻地将书交给你。
长经是位难得的好人，忠厚的长者，同学们的楷模!
粉碎“四人帮”以后，山大迁回济南，我到山大看望师友们，看到个个都精神振奋，情绪高涨。 见到长经，他告诉我，他正和刘泮溪先生、孙昌熙先生一起对《故事新编》进行注释工作。他还准备写一批研究鲁迅的论文。我一直在企盼着长经那一篇篇大作的问世。
可哪里想到，1978年9月16日却突然接到长经逝世的讣告。我立即赶到长经家里看望他的亲属，了解他病逝的经过，和老同学徐文斗、朱德才一起磋商他的后事处理。
我了解到：自从粉碎“四人帮”以后，长经和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一样，工作热情很高。他日夜读书，孜孜不倦地工作。他除了参加《故事新编》的注释工作外，还给本科生讲课，又担负着第一届研究生的出题、评卷等工作。在这繁忙的工作中他还要接待外国留学生的访问，为他们解答问题。长经又是位办事非常认真的人。这些工作，将他压得透不过气来，使他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实在万分可惜!
长经在人生的征途上艰难地跋涉了五十一个年头。知识分子的春天刚刚到来，新的生活刚刚开始，他却溘然长辞了。这多么令人遗憾，多么令人悲痛!现在，每当我回到母校山大，走进新校宿舍的楼房时，总觉得长经还活着，他好像还在房间里忙碌着：他是在整齐的书架前查阅资料，还是坐在写字台前苦苦思索、伏案写作?但是我却没有勇气再走进他的房间，我只好长叹一声，轻轻离去!长经离开我们已经十四个年头了，他留给人们的是高尚的道德风范和勤奋的治学精神，还有，就是人们对这位忠厚可亲的长者的无限思念！
（张杰1992年5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