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今夜特别长。
灯下，我翻开老友包子衍的遗著，泪眼模糊，一个字也读不下去。桌上，整齐地摆着这些年来他给我的信札。
我感到无限的悲哀，无限的寂寞!
一
我和子衍的相识是在三十四年前的一个深秋。当时我在山东大学中文系二年级读书。一天，校团委书记邢福崇同志找我谈话，让我担任山大广播站副站长，而子衍则是校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兼山大广播站站长，当时他是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
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校团委办公室里。当时，子衍二十出头，中等个儿，白白的面庞，戴一副玳瑁近视镜，书生气十足。当福崇作过介绍后，子衍先是向我表示热烈的欢迎，随即向我滔滔不绝地介绍广播站的情况。
建国初期，山大党委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非常重视，尤其注意发挥团委、学生会的作用。为了掌握舆论导向，党委要求各系选派一些优秀的学生到广播站当编辑，当记者，当播音员。学校的一些重要会议都要求他们派人参加，及时报道。
我到广播站以后，几乎天天与子衍见面。饭前半小时我们要到广播站办公室审阅稿件，饭后我们经常一块散步，漫谈广播站的工作。子衍经常就同学中的一些情况发表自己的看法。记得有一次，他说：“老张，有些同学不爱护公物，不爱惜粮食，乱扔馒头，应组织几篇杂文批评一下。”一次他又提出：“老张，有部分同学急于成名成家，但治学却不严谨，学习不踏实，应该访问几位有影响的老教授，以他们的治学精神教育大家。”对这些好的意见我总是点头称是，积极去办，并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56年秋，子衍离开广播站回到班里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我便接替了广播站站长的工作，此后，我们仍然经常联系，一块散步，一块谈心，一块学习。
1957年的那场风暴，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会陷进去。后来才知道，他仅仅是给几位党员同志提了些意见，就被划为右派分子，实在是太冤枉了，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从那以后，我就很少见到他。偶尔相逢，话是不能说的，只能点点头，彼此心照不宣而已。
就这样，子衍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走上了工作岗位。
二
1961年秋，我在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进修。一天，我到济南三中看望子衍。对我的到来，他非常兴奋。他告诉我，他已经摘掉帽子，受到领导的信任，担任了高中一年级的级主任。我们一起谈往事，谈工作。当听说我正在研读鲁迅著作时，他说，他对鲁迅的作品也很有兴趣，也正在研究鲁迅的作品。这一次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不减当年。他兴致勃勃地带我去看他的学生们为参加学校的歌咏比赛而进行的预演。我十分敬佩他那坚强的毅力，也深深地为他感到悲哀。我想，他是否意识到：还有一个“摘帽右派”的阴影罩在他的头上呢?
“文革”开始之后，我们的命运都不佳，我们都在艰难的环境里，为了自己的生存苦苦地挣扎着，彼此间中断了联系。
1973年，我得知子衍仍在济南三中工作。
不久，我去看望他。经过劫难，老友重逢，分外亲切。我们这次见面几乎很少谈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也很少谈“文革”中的不幸遭遇，重点谈的是鲁迅的文章。我惊异地发现子衍已经对鲁迅的不少作品，特别是对《鲁迅日记》相当熟悉了。
子衍告诉我，他正在考证研究《鲁迅日记》中的人物，许多史实要搞清楚，趁许多当事人还在，要尽量取得第一手资料。为了抢救这些资料，他每天都发出许多信，也收到许多来信。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了。
他说：“我是学历史的，若搞我的本行，需要大量的图书资料；若搞文学评论，又是外行，而考证《鲁迅日记》的人物，既能发挥我学到的历史研究方法，又能补己之短。”子衍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这项研究的。他的房间里，一桌，一椅，一床，一架图书，别无长物。他常常工作到深夜，靠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提神，烟灰缸里烟蒂简直像座小山。我为他的身体担忧，我劝他戒烟，他笑笑说：“全靠它提神呢!”最后，他让步说，要少吸一点。
当我离开他那简陋的住房时，心想：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太苦，但也实在令人敬佩。像子衍，身处困难的境遇，却仍然在不懈地追求着。
当时的子衍，尽管早已摘掉了右派帽子，但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一个“摘帽右派”，这个紧箍咒仍然套在他的头上。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不要说发表文章，就是对他做这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能否取得某些人的理解，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嫉贤妒能，大有人在!
但也不可否认，在我们的生活中，也确有独具慧眼的伯乐。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薛缓之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给予子衍以热情的鼓励和帮助，帮他借书，帮他查资料，为他解疑答难，特别是帮子衍将劳动的结晶《〈鲁迅日记〉人物索引》、《中国现代文化人笔名别名索引》翻印出来，作为内部资料供研究者参考。《鲁迅谈自己的杂文》也被印刷成册。尽管这本书上没有署上子衍的名字，他仍然兴奋不已，认为自己的劳动总算得到了承认，总算为同行、为社会做了点有意义的工作。
《鲁迅谈自己的杂文》印出后，子衍很快就送给我一本，并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谈了这本书印出的经过。我也为朋友取得的成就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三
子衍为人正直，且有很强的事业心。
在薛绥之先生的指导下，子衍从1974年元旦起就向冯雪峰同志写信求教，直到雪峰同志于1976年1月31日逝世。两年多的时间，雪峰同志给子衍写过30多封信，对于衍在求索道路上遇到的难题一一予以解答，对子衍的为人、治学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1974年暑假，子衍还专程到北京拜访冯雪峰，当面求教，雪峰同志也给子衍以极大的支持和无私的帮助。尤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给子衍提供访问有关当事人的线索，且在生活上也给以关心和照顾。雪峰同志的30多封来信，子衍一直珍藏着，直到1979年才在《新文学史料》第4期上发表，同时写了《永不消退的记忆——记雪峰同志一束遗信的来历》一文。
子衍对雪峰同志怀有深厚的感情。1980年《文学评论》第1期发表了夏衍同志的《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一文，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大家感到夏衍同志作为文学界的老前辈，对雪峰同志和鲁迅先生的评价有着不够公允的地方，特别是对含冤仙逝的雪峰同志进行了片面的、偏激的指责，大家更是愤愤不平。子衍以无畏的精神写了《一件早已肯定而又被否定的往事——关于冯雪峰同志一九三六年到达上海的时间问题》一文，在《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上发表。子衍以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进行论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洗拂了雪峰同志身上的污尘，受到普遍的好评。
子衍的爱人在上海工作，长期以来，他们分居两地。粉碎“四人帮”以后，子衍本来可以很快调到上海，但他以事业为重，先到北京做中科院孙思白教授的助手，编写《中华民国史》，后又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一直到两项工作圆满完成之后，他才调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才与家人团聚。
子衍确是一个为了事业而宁肯牺牲个人的一切的人。
四
子衍又是很重友情的人。
子衍与雪峰相识较晚，但由于他们心心相印，感情笃深。每当谈起雪峰同志，他总是流露出崇敬和感激之情。粉碎“四人帮”后，他曾写文章纪念雪峰同志。他对鲁迅研究专家薛绥之先生也有很深的感情。薛先生逝世后，他从上海专程到济南参加追悼会，并与薛先生的几位学生一起编印了《薛绥之先生纪念集》。他还与原济南三中的校长刘铁同志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他们都经常通信。在子衍最困难的时候，刘铁同志保护他，重用他，让他发挥作用，他永不忘怀。
我与子衍50年代相识，三十多年的交往，情同手足。1981年秋，我在乌鲁木齐讲学结束，飞抵北京，下榻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子衍和我彻夜长谈，谈学生时代的生活，谈与鲁迅有关的人和事，谈《鲁迅全集》注释中的情况和问题。当时，他写作《中华民国史》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主要任务是注释《鲁迅全集》的工作。他又是16卷本《鲁迅全集》14、15卷的责任编辑。由于他长期涵泳于鲁迅作品之中，因而对鲁迅有着深厚的感情，对担负的工作有浓厚的兴趣。工作很紧张，心情却又十分愉快。他知道很多东西，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对于我的到来，他非常高兴，并建议我在北京多住几天，还准备陪我去访问胡愈之、丁玲、萧军、楼适夷等人。但由于我因急事要赶回泰安，只走访了萧军和楼适夷，就匆匆离京南下。
后来，子衍调回上海，我再也没有机会让他带我去访问那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的一代作家，这是十分遗憾的!
子衍到上海社科院文学所以后，不断发表文章，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现代文学史上的珍贵资料，我知道子衍学习勤奋，且硕果累累，十分快慰。我们不断通信，互相通报工作和学习情况，彼此劝勉，彼此鼓励。我们都感到今天的大好形势来之不易，都应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奋力拼搏，多出点成果，留给后人。
1987年秋天，山东省郭沫若研究学会在泰安开会。我特邀子衍到会，除了希望他提供点现代文学研究的信息外，还想让他借此到他的第二故乡——山东，看看他的同行和师友。
说实在的，我也十分想念他，我期待着他的到来。
他终于来了。几年不见，他显得有些消瘦和衰老。出于对他的关心，一见面，我就坦诚相告：“子衍呀，千万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没说几句话，他就掏出烟来，我赶紧加上一句：“子衍，最好能戒烟，即便少吸点也好，身体是本钱呀!”他笑着拍拍胸膛说：“你看我身体不是很好吗?”他从提包里拿出自己的新作《雪峰年谱》、《回忆雪峰》厚厚的两本书相赠。
山大的老同学孟广来、孙慎之、沈蕴石看到子衍的到来，也都喜出望外。我们一起合影，作彻夜畅谈。这一次，子衍大概度过了他一生中少有的欢乐时刻。空隙间，我陪他或看朋友，或作长谈，我们有说不完的话。
五
1989秋天，我从老同学乔幼梅那里听到子衍身患肺癌的消息，十分震惊，也十分挂念。我立即去信询问，不久，他回信说，近期住院开刀，但“并不是那种可怕的东西”，而且“情况都是好的，我现在一面休养，一面在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接到他这封报安信，我自然十分高兴，随即又去信劝慰他多多保重，盼望他早日康复，以继续进行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我知道他是一个一旦工作起来就不顾身家性命的人。
过了很久，我没有接到他的来信。我不放心，又去信询问，仍不见回音。我十分纳闷，便去信问乔幼梅同志。她告诉我：子衍的肺癌已经扩散，十分痛苦。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像有个铅块，一直往下沉。
1990年7月10日，我突然接到一份讣告：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室副研究员包子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九○年七月四日六时十七分逝世，终年五十六岁。
包子衍同志追悼会于一九九○年七月九日(星期一)上午九时三十分在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特此告知。
我的心在收缩，手在颤抖，眼泪簌簌地流下来。
参加追悼会的时间既已错过，我只得给上海社科院文研所发一电报：“老友包子衍同志不幸逝世，是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因事不能前往吊唁，劝慰亲属节哀。”不久，子衍的爱人桂祖琦同志寄来了包子衍同志追悼会的悼词并附一信。
悼词中说：
包子衍同志是浙江镇海县人，1934年10月生于武汉，1957年8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
包子衍同志具有极强的事业心。大学时代，他品学兼优，担任学生会干部，大学刚毕业，就遭到严重的精神打击。在极困难的境遇中，开始他的几十年如一日的刻苦努力，积累资料，时常不得不冒着各种风险，保护着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资料。他先后利用寒暑假，自费到各地调查访问了数百位前辈学者，并因此得到冯雪峰、胡愈之、楼适夷等老前辈的指导和嘉许。“文革”结束后，他的成果才得以陆续发表，并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在本所工作的近十年中，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不问寒暑，不计劳累，放弃了一切休养机会，兢兢业业，孜孜不倦，著成《雪峰年谱》等力作，主持编写《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殚精竭虑，成果显著。发表论著，考稽之作，治学谨严，用力甚劬，众所瞩目。近年他参加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委托承担的研究项目，在病中还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部分任务。
包子衍同志毕生尊崇鲁迅、冯雪峰的人格和风范，为人光明磊落，嫉恶如仇，待人真诚，痛恨欺蒙虚伪。他学习鲁迅、冯雪峰甘为人梯的精神，热忱教育学生，奖励后进，不遗余力，很多得到过他帮助指点的青年学子都对此有着深刻的印象和感受。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向人们证明了鲁迅精神的伟大。
子衍是“国内外知名的鲁迅研究、冯雪峰研究的优秀中年专家”。他在坎坷的人生征途上跋涉了56个春秋。他学识渊博，英年早逝，他的逝世，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我常想：
假使子衍在50年代不遭受惨重的打击，也不至于过早地离开人世。
假使这些年他不这么夜以继日地拼搏，或许他的寿命能够延长。
假使他能早一点戒烟……
我深深地知道，这些“假使”绝不可能成为现实，然而，它们却一直在我脑中萦绕着，盘旋着……
现实告诉我，子衍匆匆地走了，永远地走了，我感到无限的悲哀和寂寞!
此刻，窗外的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夜深人静，我抚摩着子衍的遗著，翻阅着他给我的信札。我觉得他没有死，他还活着，他将永远活在善良的人们的心中！
（张杰1990年10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