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挚友孟广来教授的女儿孟丹，为了纪念她父亲逝世两周年，将部分论文集结出版，书名为《孟广来论著集——老舍研究》。她远在日本，托人给我捎来一本，作为纪念。这引起了我对不少往事的回忆。我该写篇文章，作为对孟广来这位老学长的永恒的纪念。

一

1949年8月我刚入华大，住在学校招待所里。每当我们百余名同学集会时，总有一个人站出来指挥大家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呀好地方”等歌曲，他就是孟广来。当时，他二十出头，浓眉大眼，操一口悦耳的京腔，说话声音清晰、洪亮而又风趣。有的老同学告诉我，他刚从上海来到济南，进入华大参加革命。

后来我和老孟都被编在社会科学院四部十五班学习。每次学习讨论，老孟发言都很踊跃。他知道的事很多，政治的，经济的，家庭的，社会的，他总是摆事实、讲道理，讲起话来抑扬顿挫，娓娓动听，令同学们折服。我呢，来自农村，孤陋寡闻，笨嘴拙舌，年纪小，又自卑，会上不敢发言。老孟像个老大哥一样，对我十分关心，我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向他请教，他总是耐心地解答。我对他是既佩服又尊敬。

后来华大学生会成立，老孟当选为学生会副主席，我为总务干事，给老孟当助手。

每当有大的宣传活动，例如国庆、五一、五四等盛大节日，我们都忙得不可开交。他陪着我，不，应该说他带着我，找领导审批经费，购置物品，联系活动场所。那时跑路仅靠两条腿，别说汽车，连自行车也没有，往往从分校到校本部要步行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却似乎一点也不知道疲劳。只要一有时间，老孟就和我谈天说地，他那幽默的谈吐，实在令人捧腹。我觉得和老孟在一起工作，不仅很愉快，而且长见识。

华大、山大合校不久，老孟调到学校青年科，主要负责学生会的工作。不久，我也调到山大附设工农速中筹备处工作。我们一起在教工食堂吃饭，朝夕相见。他经常询问我的工作、生活情况，对我的关切之情一如既往。

后来，他调到中文系任秘书，继而又转成教学人员，开始教古典文学，由于现代文学教学力量薄弱，因而又让他教现代文学。但他不论做什么工作，仍像兄长一样，爱护我，关心我，使我永远铭刻在心，感激不尽。

二

在我的印象里，老孟对事业对学术都有一种执著的追求，拼搏的精神。换句话说，他干任何事情，都能干出突出的成绩。

且不说他在华大、山大当学生会副主席，在校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各种学生工作他都搞得虎虎有生气；也不说他留校后在青年科任科员，在中文系任秘书，他也干了大量的看起来很琐碎，而实际上很有意义的工作；单就他担任教学任务以后来说，要付出多么辛勤的劳动，结出了多么丰硕的成果!

诸如，研究古典文学，他能在戏曲史、戏曲理论方面提出许多新的见解：《元明散曲译注》一书，打破了历来学术界重元曲轻明曲的传统观念，而《中国戏剧的渊源和形式刍议》，则提出中国戏剧形成于唐代的观点，这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在现代戏剧史研究上，他也有独到的见解。他首先提出了“中国话剧二次引进”的学说。提出，辛亥革命时期，引进了日本式的西方话剧，形成了文明戏，即早期的话剧。第二次则是“五四”前后引进的西方近代“话剧”，正式形成了中国的话剧。这一理论就为现代话剧史填补了空白。

在老舍研究方面，更是引人注目。他对老舍思想、创作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对老舍创作道路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所有这些便确定了他在老舍研究方面在全国的地位。

有一段时间老孟在中文系负责资料室的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完成了《〈故事新编〉研究资料集》、《茅盾研究资料集》、《茅盾年谱》、《刘白羽研究专集》等多种资料集的编纂工作。

由于他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因而他在全省乃至全国担任了不少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如中国老舍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话剧研究学会理事、中国戏曲学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山东分会理事和山东省郭沫若研究学会会长等职。在这些学术团体中他都发挥了作用，作出了不少贡献。例如，是他倡议召开全国第一次老舍学术讨论会，并主持召开了第二次老舍学术讨论会。在他的推动领导下，又正式成立起全国老舍研究学会这一学术团体。可以说，这些年之所以能在全国出现老舍研究的新局面，这与老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为这项工作立下了不朽功勋。

值得提出的是，老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毅力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他告诉我，在“文革”期间，他受到不公正待遇，被剥夺了从事教学、科学研究的权利，有一段时间让他每天到地里去看玉米。每次上工前，他都抄录几条许慎的《说文解字》装在口袋里，在地头上借用看庄稼的手电筒将所有抄录的材料背熟，他用了一个秋季竟然将《说文解字》一书全部背下来了。

我常常想，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了老孟这样的毅力，还有什么艰难险阻不能逾越，有什么样的科学堡垒不能攻克呢?

我也常常想，老孟的确是位难得的人才，然而，命运却偏偏对他是那么不公正：坎坷、磨难曾占据他一生中不少的时间。假如他的一生都能像最后的几年那样，得以集中精力愉快地从事学术研究，他该写出多少好文章，结出多么丰硕的科研成果啊!

三

1980年秋天，我在泰安师专中文系担任领导工作。为了开阔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活跃我系的学术空气，决定从济南几所高校请部分学者来校讲学。当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孙昌熙教授和老孟。为此，我专程去济南邀请他们。

当时，老孟刚彻底平反不久，被任命为中文系资料室主任。他和孙先生合住一套四室的房子，比较简陋。当我说明来意后，他们都十分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我记得老孟讲的题目是《中国戏曲和中国话剧之比较》，孙先生的讲题是《〈故事新编〉新探》。他们的报告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我陪他们游览了泰山，参观了不少名胜古迹。他在泰安度过了过去少有的欢乐时光。

在游览泰山时，老孟提出，泰安是个好地方，他希望能到师专中文系任教。我表示：你来工作，我非常欢迎，也求之不得，但你要慎重考虑。因为根据你的情况更适合在山大这类高等学府发挥专长，到师专这类学校很难充分发挥你的才智。因为我比较了解老孟，他若在山大继续工作肯定能作出很大成绩。因为他的确是位富有开拓精神的难得的人才。后来，我和朋友们谈起，他们也都同意我的看法。当然，我也了解，尽管老孟已彻底平反，他自己也可以高姿态地对待不同观点的人；然而，他还会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当时“左”的思想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顽固地存在着，况且有的人私心还十分严重，“不准人家革命”的人也大有人在。老孟可能想换个地方，心情会更愉快一些。因此，我又劝老孟，目前极“左”思想严重的人，各处均有，我相信，随着对“四人帮”的深入批判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继续开展，“左”的一套将会越来越没有市场。你在山大的处境和地位会逐渐变化。你在那里会更有作为的，先等等看，以后你若愿意来，随时欢迎你。他表示同意我的意见。

此事有幸被我言中。后来老孟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社会地位均有了明显的提高。他的心情也逐渐愉快，调动的事从此再未提起。

80年代以来，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诸如召开现代文学方面的一些学术讨论会，我们都能见面。时至1984年，山东省郭沫若研究学会成立，我们又一起任副会长，高兰先生任会长，高先生逝世后，老孟和张明教授任会长。为学会的事，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有时我去济南只要时间来得及也总到老孟那里坐坐，有时在他那里吃便饭。我每次去，他不是伏案写作就是给青年人解答疑难，看上去他干劲十足，心情舒畅，我自然十分高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都肩负重任，精神倍加振奋，老朋友见面谈教学，谈科研，谈生活，话题广泛，谈个没完，谁也不愿再谈那些令人心酸的往事。当然，也有例外：一次老孟谈起他的唯一的女儿孟丹，他说丹丹在山大计算机专业学习突出，毕业后留校任教。其实她在中学时代就品学兼优，粉碎“四人帮”以后，她所在的学校济南七中团组织要发展她入团。他们派人到山大来了解家庭情况，有人却说了不少坏话。但七中根本不理他们那一套，立即发展了丹丹入团。七中的领导曾为丹丹鸣不平。他们说，现在是什么年代了，还搞“左”的那一套。

我知道，老孟当时的心情，一方面为自己的女儿骄傲，同时也表现出对极“左”思想严重的人的鄙视。这些令人心酸的往事曾引起他不少的感慨和愤懑，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四

老孟多才多艺。他会跳舞，我在华大四部十五班时曾经见他导演过集体舞“柯尔克孜舞”。他一边唱一边给演员们作示范表演。我们围观的人都捧腹大笑，但老孟和演员们却一本正经地在那里聚精会神地表演。这个舞在正式演出时效果特好，博得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老孟还会唱歌。他的嗓子圆润洪亮，非常动听。我们十五班组织了个合唱队，我也被老孟拉去充数，唱中音部。我们唱了马思聪创作的《祖国颂》，老孟担任总导演兼领唱，王晋成任指挥，公开演出时引起整个四部的轰动。

老孟也会演话剧。在山大，他是教工业余话剧团的发起人之一。他曾和我们的老师高兰教授同台演出《在新事物面前》、《西望长安》等大型话剧，受到全校师生的交口称赞。

老孟的朗诵也很出色。华大迁往青岛后不久，中文系组织了一个集体朗诵队，在老孟和李希凡的带领下，我们曾多次在集会上演出，并被青岛电台邀去录制节目，效果之好出人意料。

老孟思想活跃，因而非常乐观、开朗。他自己又十分注意身体的保健。心想，像他那样的人一定会健康长寿的。见了面我也常鼓舞他。

大约是1986年春季，听说老孟身体不太好，吐血很多，我特意去济南看望他。问到他的病情，我说你身体一向较好，怎么会突然吐血呢?他说：“你还是二十年前的老眼光，其实我‘文革’时就被折磨坏了，这次是支气管破裂。家里人都很害怕，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老孟还是那样幽默。

我想老孟是位事业心很强的人，目前国家的形势又这么好，他能不拼上老命干吗?因而我劝他：“老孟啊，一切要量力而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表示同意。

说实在的，这些年山东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的教师们，诸如刘泮溪先生、韩长经先生、薛绥之先生、高兰先生相继去世，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力量已大为削弱，这给中文系的工作造成了重大损失，也给中文系的教师们从心理上造成巨大的压力。这些，我都深深地感受到了。我实在怕再有不幸的事件发生，假若命运还有点公平的话，实在也不该在短短的时间内再发生类似不幸的事件了。

出人意料的是，不幸的事却又发生了，它来得又是那么突然。

1988年8月30日，我突然收到老孟不幸逝世的讣告，我十分震惊，心想，刚收到他的信不久，怎么他会突然逝世呢?我立即赶到济南参加老孟的追悼会。

到山大后我才知道，由于他长期紧张地赶写文章，又加上以往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这才引起突发脑溢血。而发病后又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及时抢救，终致溘然长辞。这真令人万分痛心!他走得太早了。尽管他在科研的道路上已结出累累硕果，然而，他还有许多文章要写，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国家十分需要他，学校也十分需要他。

老孟在这多灾多难的世界上仅仅生活了六十二个年头!现在他轻轻地走了，带着满腹经纶，带着累累的精神创伤，带着对人生、对祖国、对妻子女儿、对教师朋友的无限眷恋，带着未竟事业的深深遗憾，他轻轻地走了。我感到无限的悲哀和寂寞。

老孟啊!你的女儿孟丹正在将你的遗著整理出版，她还准备为你写一本评传哩!假如你地下有知，当听到这一切时，你心里也该少一些遗憾吧?

（张杰199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