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德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获奖者，季羡林。——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

“……到济南去，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否则我今天仍然会在故乡种地……”—— 《季羡林自传》

季老6岁时，从老家临清到济南投奔叔父，正是在济南，季羡林的人生开始了重大转折，从一个最初只是想浑浑噩噩做一名小职员的少年，一步步走向今天世人尊崇的大师、泰斗。从小学到高中，季羡林先生在济南先后读过一师附小、新育小学、正谊中学、北园高中(旧山大附中)、省立高中(济南一中前身)五所学校。这些学校的校园和老师大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季老的自传中，他能清晰地回忆起济南求学期间的众多老师：王寿彭、胡也频、董秋芳、鞠思敏、王祝晨、张默生，郑又桥、徐金台、祁蕴璞、王昆玉等不下二十余位。正是这些老师，正是在济南求学期间的经历，让季羡林先生培养起了一生的读书习惯，严谨治学的态度，奠定了国学基础以及做人的高尚品格。自传中，季羡林先生说：“到济南求学后，说句老实话，我当时并不喜欢读书，也无意争强，对大明湖蛤蟆的兴趣远远超过书本。”

然而，在济南求学期间经历的一件事，却对季老一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季老在自传中说：“在北园高中读书期间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关键性的，夸大一点说是一种质变。”当时的北园高中附设于山东大学之下，当时山大校长是山东教育厅长王寿彭—— 著名书法家，前清状元。在期末考试时，“王状元”要表彰学生，奖品是“王状元”亲书的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而季羡林成为当时全校唯一的获奖者。正是这看似偶然的一次奖励，改变了季羡林的人生观。“我原来的想法是，中学毕业后，当上一个小职员，抢到一只饭碗，浑浑噩噩地，甚至窝窝囊囊地过上一辈子，算了。这一次表彰却改变了我的想法：自己即使不是一条大龙，也绝不是一条平庸的小蛇。”季老写到。不管怎样，季羡林是在山东大学附中学会用功的。而且，从这时起，他开始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小说和散文，养成了舞文弄墨的习惯。此习惯一直延续到老年，兴趣没有稍减。所以，对这段历史，季羡林铭感至深，非常感谢山东大学附中的几位老师，也包括这位校长王寿彭。

2001年山东大学百年校庆，季老应邀出席校庆系列活动并撰文祝贺母校百岁华诞。他说，母校山东大学今年一百岁了。但是，他成为山大的校友却已经有七十五年了，是校龄的四分之三。这样的人如今恐怕很少见了。他在撰文中特别强调说，1926年，他十五岁，正谊中学毕业以后，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不管怎样，山大高中也是山大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无可置疑。他说自己是山大的校友，也名正言顺，决无攀龙附凤之嫌。

他说，从自己成为山大校友以后漫长的七十五年中，山东大学同国内许多著名的大学一样，走过一条悠长而又曲折的道路。这条道路并不平坦，也并不笔直，有时布满了鲜花，五彩斑斓，光彩照人；有时却又长满了荆棘，黑云压城。校址也迁来迁去，有时在济南，有时又在青岛，最后终于定居在济南。在新中国建立前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在三十年代，山大当时还在青岛，许多全国著名的学者和作家在那里任教。许多人都认为，那是山大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或者高峰之一。无论中国或外国，一个大学不能永远处于高峰时期，一个系尤其显著，山大自不能例外。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山大高峰迭出，现在已成为全国著名的高校之一了。

季老认为，山东大学在过去和现在都有大师级的学者，这是山东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山东大学最重要的原因。眼下，教师的重要性已为全国各大学以及其他国家高等学校所普遍认可。重金征聘教师的广告在各大报纸上随时可见，有的待遇高得惊人。但他不希望山东大学也这样做。他觉得，大学有时候从外校进几位教师是必要的，这有利于人才的交流。但是，想真正获得名师，甚至大师，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自己培养。最理想的办法是公平合理地、实事求是地发现年轻有为的人才，然后加以精心培养，给他们创造条件。在待遇方面可以破格，在提级方面也可以破格。对他们在政治上严格要求，在业务上严格督促，再加上他们自己的努力，期以数年，必能有成。据他个人多年的观察，现在学生中和青年教师中确有特立独行有很大潜力的人才。千里马是有的，愿我们的学校领导都能成为伯乐。季老说，山大迎来了百年校庆，对一个人来讲，一百年是高寿了。但是对一个大学来讲，同国外许多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学比较起来，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弟弟，有如初升的旭日将越来越发出耀眼的光芒，母校将会有光辉的前途。

2001年10月14—16日，“季羡林学术思想研讨会”在泉城济南召开。此次会议由山东大学社科处、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发起，属于山东大学百年校庆学术活动之一。以山大校友身份来济的季羡林先生，在百忙之中亲自参加了此次研讨会的开幕式，中国书画装裱学院向季羡林先生赠送了金版的《文韬武略宝典》。

此次会议上，来自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孔子基金会、山东大学等十几所高校及科研单位的40多位学者，对季羡林先生的思想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讨论。研讨主要围绕两大主题展开：一是季先生的学术思想，二是季羡林先生作为一代宗师，向后辈学人展示的治学精神和学术品格。 关于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思想，学者们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这样几方面：第一，季先生对东西方文化比较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中国社科院的王树人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朱威烈教授等学者认为，季先生所讲的“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观点，东、西方文化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以及他在比较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东西方文化的未来发展，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第二，季羡林先生对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北京大学的张玉安教授、中国社科院的葛维均研究员等学者认为，季先生翻译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著《糖史》，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学者们提出，季羡林先生在提倡“拿来主义”的同时又提倡“送去主义”，主张中国在文化交流中应该持积极主动的态度，这种思想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对于不同文化间的交融都有重要的促进意义。第三，季羡林先生对语言学、文学所做的贡献。学者们认为，季先生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以及几成绝学的吐火罗语，对佛典语言、印度文学都有深入研究，而且在散文方面也建树颇丰，这些都表明季羡林先生确实是“学贯中外，兼容百家”的一代宗师。

在此次研讨会上，山东大学周来祥教授、蔡德贵教授、杜泽逊教授等学者着重论述了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精神。大家一致认为，季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享誉海内外、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就在于他以严谨执着的态度治学求知，他有甘于寂寞、不盲目追风的学术品格，他真诚地做人、扎实地做学问，他在学品、人品、文品上，都为后辈学人树立了榜样。与会学者认为，季羡林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是我国人文社科领域的一座宝库，它不仅是中国的财富，而且也是世界的财富。在社会科学领域，可以说已经形成独具特色的“季羡林学派”，如何归纳、研究并使之发扬光大是学术界的一个新课题。山东大学敢为天下先，召开这样一个研讨会，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样的会议应该多办，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思想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由于不懈努力，山东大学《文史哲》发行量长期稳居全国同类学术刊物首位，并先后获得首届“国家期刊奖”、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奖”、“首届全国双十佳文科学报奖”。2001年5月19日，新中国第一家高校文科学报《文史哲》创刊50周年纪念会暨人文精神与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季羡林到会祝贺并作大会发言，他结合自己的治学经历，回顾和评价了《文史哲》半个世纪以来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并就“人文精神与现代化”这个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文史哲》把一大批学术新秀推到了各自研究的前沿领域，为当代中国学术事业的薪火相传、繁荣壮大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2007年1月24日，山东省政府特批立项、被誉为山东省“四库全书”的大型地方文献丛书《山东文献集成》第一辑首发仪式在山东大学隆重举行。担任学术顾问的季羡林为首发仪式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祝贺《山东文献集成》第一辑出版发行，贺信称《山东文献集成》汇集历史，影响当代，惠泽后人，流芳于世。《山东文献集成》由山东大学山东文献集成编纂处负责具体编纂，韩寓群任主编，朱正昌、展涛、蒿峰、齐涛、陈炎、王学典任副主编，山东籍著名学者季羡林、任继愈、孔德成等担任学术顾问。《山东文献集成》计划共收入山东先贤遗著1000种，以未刊稿本、抄本以及流传未广而又价值较高的刻本为主，影印出版，精装200册。目前已出版的第一辑收入的珍贵文献，有著名文学家蒲松龄《聊斋文集》稿本十二册，著名金石学家刘喜海《古泉苑》稿本一百卷，以及记载以行乞兴学闻名于世的武训事迹的《武义士兴学始末记》等，共计179种。其余三辑计划在2008年全部出齐。《山东文献集成》规模之大、标准之高，将成为山东省的标志性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