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这样一批大学生，他们毕业后选择投身新疆建设，在广阔西域书写青春岁月，将自己的青春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为边疆发展和民族团结贡献力量。戈壁，驼群，古道，牧场。千里画廊有胡杨的守卫，盘羊的凝望。在新疆热土的生活并非止步于想象，让他们留下来的是心中诗意的追寻，更是肩上沉稳的担当。
在这些赴疆学子当中有不少山大校友的身影，他们多年扎根新疆，并分别在各自领域创下了不凡业绩，把山大的踏实之风、浩然之气带去西部的广袤天地。其中，校友潘育英、陈柏中的先进事迹被收录进《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新疆的大学生》（第一辑）。我们在此刊登他们的感人事迹，愿更多年轻学子将梦想融入西部大开发的梦想，融入祖国的梦想，以实际行动创造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谱写壮丽的青春乐章。瀚海渔人——潘育英
志在新疆
我出生在江南水乡，江苏武进，从小爱水，熟谙水性。解放前父亲是个私塾老师，母亲在家务农，有兄弟姐妹共8口。解放后定为贫农，靠6亩土地生活，父亲年迈就不再教书，所以生活清苦。
抗日战争胜利后，乡镇成立完全小学，我才进小学完成小学学业，考进常州市淹城中学（私立学校），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被免除学杂费。到初三时，连食宿费都无力负担，为完成学业在校外几个人合伙借宿开伙（可以省钱）。我数学老师（金春生）发现后，为我不影响学习，便主动帮我交了食宿费，当时是十几块钱，但我感动不已，更加发奋学习，决心不辜负老师的恩德和期望。初中毕业后，我渴望求知，决定继续升学，但家境实在困难，我看到上海崇明水产学校的招生广告，不收一切学杂费，食宿费。我太高兴了，告诉父母后，他们竭尽全力为我筹备路费，把家里仅有的几斤蚕丝卖掉做路费。我终于被录取了，学校为我解决零用钱给我找了一份气象站观测工作，月薪四元，完全解除了我的生活困难。学习一年后，华东地区院校调整，将我们学校迁至烟台，成立山东省烟台水产学校，为山东培养水产人才。当初学习捕捞专业，省水产局急需水产干部，学校允许提前半年毕业（1952年底）。我留校任教务员，工作中总觉自己资历低，知识薄。1954年，山东大学水产系对内招生，我报考了，经考试被录取，攻读水产养殖专业。毕业时，我班16名同学被分在16个省市，我当时心想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服从组织分配，到艰苦的地方去，填了3个志愿，一是新疆，二是宁夏，三是黑龙江，都是边疆。学校说新疆是农垦部王震部长来要的，所以我更想到新疆，学校同意了我的第一志愿。
解放后，我在初中时就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到中专、大学，一直是团的干部，在烟台学校时，任学生团总支书记，教职员团支部书记。在党团的培养教育下，思想积极上进，现在我学业完成，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这样来到了新疆。
鱼乐瀚海
我们学校一共分到新疆13名同学，有水产、历史、中文、化学四个专业，乘火车到兰州，稍歇又坐火车到尾亚车站，它是甘肃和新疆的交界处，前面就只有公路了。我们和艺术学院学生一起包了一辆卡车，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一路摇摇晃晃，好在都是学生，爱唱歌，一路欢笑一路歌。一走就是5天，到了乌鲁木齐，我住在干部招待所，去兵团报道后，就参加兵团的修兰新铁路的工作队，一共干了半个月，三天一个小突击，一周一个大突击，一天下来，筋疲力尽。当时正值中秋节，工地上发月饼，可是太累了，都不想吃，只想多睡一会补充精力。
一网当关万鱼莫开——水库拦鱼防逃技术的解决
我分配在兵团司令部生产办公室畜牧科，我们科长是畜牧问题专家，他为人很好，热情并善于帮助人。他说：“新疆水产从没有人干过，你是第一个，只有靠你自己摸索了。有鱼的地方，有伊犁河、额尔齐斯河和两个大湖——福海湖、博斯腾湖，都是天然鱼，兵团建有不少水库，有一些小白条鱼（准格尔雅罗鱼）。”之后，我就去了伊犁几个团场，了解鱼的情况，那里水多，鱼多。芦苇塘中有很多鱼，我建议团场利用伊犁河叉，用当地鲤鱼在河叉里拦起来喂养。后来，又去了天山北部的几个师看水库的养鱼情况。经两年的调查了解，水库产的鱼个体小，产量低，由于无拦鱼设施，鱼就随放水跑掉了。在这两年中，兵团和地方共同到武汉长江运回不少家鱼苗，由于从来没有养过鱼，运回的鱼很多，但成活很少。1960年冬，兵团派我参加全国水产会议，在会上农垦部王震部长派一位处长来叫我和黑龙江农垦局的代表去见面。王部长指示，新疆水库很多，要利用起来养鱼，为新疆人民解决吃鱼问题，会后，还专门派一位水利工程师一同考察浙江东钱湖水库养鱼技术，取得了不少经验。
回来后，向领导汇报会议精神和王部长的指示，明确了我的工作方向，重点是解决水库养鱼问题。对几个水库养鱼情况的调查，要解决的问题是水库进出口如何拦鱼防逃，养什么鱼如何养。1962年，我是想先做试点，创出经验，取得了领导的赞同，并同意在兵团直属玛河管理处渔场试点。
1963年，我就到大泉沟去了，去了以后先是了解生产情况，再明确任务是要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解决防逃，水库放水时，鱼也顺水而逃，防逃不解决，就得不到收成。那如何来解决防逃问题呢?我大约用了两三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中专我学的是海洋捕捞，海洋捕捞采用的一种网具叫八角网，利用这种网具设置的原理在水库闸门口设置八字型的网具来拦鱼，可以解决水库水位涨和落的防逃问题。于是我采用这个原理结合水库实际，设计了三角网解决了水库鱼逃的问题。以前是在闸口用钢筋来防逃，但水库里的草太多，容易堵塞闸口，钢筋也因此而扭曲，而后鱼顺水外逃了。当时北京来的一个工程师主张用电来防逃，在水库排水口形成电膜，以防鱼逃，但这样鱼容易被电死，且成本也高，当时的建设费是很有限的，所以不是个好办法。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水库苗种繁殖技术的突破
第二个问题是要解决苗种问题。首先是鲤鱼的繁殖，这个在学校里学过，比较简单。伊犁河也有种鲤，我先从这里人手，先易后难。我在伊犁河边帮助搞人工繁殖，也开培训班，还特意从浙江请了一名技术工来指导具体操作，这样采培养第一批兵团有养殖技术的专业人员。当时新疆没有养鱼的，更不用说人工繁殖鱼苗了，这些是从我繁殖鱼苗成功后才有的。要鱼苗得从内地运过来，一共运了4年，1958～1962年，其中1961～1962年，联同自治区，就运了10架飞机的鱼苗，但分下去之后，他们都不懂技术，还是养不活。以前都是自然的，没有也不懂人工养殖的。我来时大泉沟一年只有45（1962年）吨鱼的产量，且鱼种单一，主要是它的繁殖力低下。我发现五家渠水库有种鲫鱼，其繁殖力很强，当时拉了一汽车回来，放到大泉沟水库、蘑菇湖水库。当年的鱼产量就大幅提高了，每条鱼苗当年就能长到一二百克，年底水库产鱼就达到了76（1963年）吨。从58年开始自繁殖鱼苗、自育、自养。这样我们的鲤鱼苗既能自足还能向外供销，由于我们水库的水质很肥，浮游生物很丰富，所以鱼生长得速度很快，比如花鲢，当年的苗放到水库后，可以长到两公斤。当时兵团的高工来检查工作，我就用自己养的鱼来招待他，他很高兴，因为从外面运来的鱼苗长到商品规格的鱼即1公斤以上，要用两年的时间。
当时家鱼还只能从口里运过来，主要是从武汉运来的，那时上海的家鱼人工繁殖已经成功了。我就去那边学习、取经，那里有我的一位同学在搞繁殖。学会这套繁殖技术后，结合我们新疆的实现情况，到65年，基本繁殖成功了。家鱼的人工繁殖难度就大多了，因为家鱼有它的生活习性，要催产，它自然生长在长江流域里面，要向上逆水而行，才能产卵。我们要创造条件来让它繁殖。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外因。内因就是它卵子的成熟度，外因就是符合它产卵的自然条件。外部环境我们可以创造，但内因就要靠它自己，这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开始我们把家鱼从水库捞回来检查，看起来很成熟，肚子很大，但实际上还是没有达到能够产卵的成熟度，受精率很低。这就要靠技术来解决了，包括培养方式，水质条件等。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来摸索这些技术。摸索出来以后，我们就要带着饲养工人一起喂养，包括喂什么食，怎么喂，喂到什么程度，他们是不清楚怎么喂养才是科学的。养成后，就要繁殖，按上海的图纸，给家鱼建产卵池，借助水流来产卵，还要定时给家鱼打针进行催产。打完针以后，还要观察，取个毛毯当床就睡在水池边上，看打针后多少时间后家鱼才开始交配活动，其中的每个细节都要清楚地掌握，这样一蹲就是一个晚上甚至连续几个晚上，期间还不能打手电筒，因为有光就会惊扰到家鱼。那时如果有碗面条作夜宵的话，已经是难得的享受了。可当时并不觉得苦，因为工作上能有哪怕是小小的进步，什么付出都甘心了。我总认为，苦乐是个辩证的关系：有苦才有乐，乐从苦中来，苦中有乐!所以在我80岁大寿的时候，文联副主席和他夫人楼友勤给我写了首诗：鱼乐瀚海创奇迹，虾跃火州开新篇。潘公心血结硕果，美酒佳酿乐天年。
草鱼还没搞成功，最大的问题是培养它卵子的成熟度。一开始，我们以为给它喂些饲料就可以成了，这样鱼就肥了。肥了才知道鸡肥不下蛋的道理，鱼也一样的，卵子成熟不了。所以我就到广东去学草鱼饲养技术，当时我每年在完成工作任务之后，都要到口里转一圈，学习内地先进的技术。去广东回来后我明白了两点：一是所谓草鱼是吃草的；二是鱼也要运动的，就是鱼在繁殖前要经常地冲水，促使其活动。这些看起采虽然简单，可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在把从广东学会的技术应用到水库养鱼中去以后，草鱼繁殖的成功率就高了，产量也就上去了。1962年是45吨；1963年是76吨；1964年是168吨；1965年是380吨；1966年720吨。产量逐年倍增，主要原因是上面的一整套技术解决了，并化为了生产力了。
千军万马 一网打尽——水库捕捞技术的改进
第三个问题是捕捞问题。产量提高水库鱼资源多了，品种也多了以后，捕捞技术也要改进。像鲢鱼都是好几公斤重的，以前新疆都没有大鱼的，所以用围网这种捕捞效率低的方式来捕捞就可以了，但随着养殖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带来的产量的不断提高，捕捞技术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了。我是学海洋捕捞的，对这方面知识比较丰富，我就用三层挂网技术来解决捕捞问题，我先后派人到山东威海去学习捕捞技术，那边我有同学很多，比较方便，学会后，我们冬天做网，夏天捕鱼效果很好。我们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的，到66年的时候，这一套较为完整的水库养鱼技术就基本实现了，包括了防逃技术，繁殖技术，喂养技术，捕捞技术。这些成绩的取得，除了我们的以苦为乐的工作外，还与领导对养鱼事业的重视是分不开的。有个例子可以说明，当时王震部长、司令员来了，我们想用从伊犁运回的种鲤鱼来招待他，但部长得知后，很严肃地对我们说：“这是种鱼，谁都不能吃!”当时由于做出了些成绩，填补了新疆水库养鱼事业的空白，上级领导想把我调走，但兵团主管业务干部都不愿意，因为当时我们水库可以每年上交利润30万，那时候的30万是个很大的数字了，我当时的工资是78块钱。在刚来水库工作的时候，由于资金不足，买不了设备，我来了以后，随着技术提升，产量和利润也大增了，想买什么设备都可以了。
开始的时候我们有6个技术员，我是技术组长，场长是国民党籍的军人，他对养鱼不懂，所以就调走了，我当了场长。我对养鱼的整套技术和流程是胸有成竹的，所以运作起来事半功倍，产量基本上每年都翻一番。一网捕捞出来的鱼几十吨，要卖好几天。后来我就专门组建了一个销售班，6个人，3辆车，当时在乌鲁木齐售卖的鱼基本上都是我们水库的出来的。那时的鱼价低，卖鲫鱼3毛钱1公斤，有时卖不完，这时我跟兵团的一家养鸡场联系，往那里送，他们用鲫鱼来养鸡。从乌鲁木齐到克拉玛依都是我们的市场，这样影响力就大了，慕名而来求养鱼技术的人很多，主要是兵团的，也有地方上的，我们尽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来帮助他们，每年我们都开培训班。由于条件所限没有教室，我们就在水库旁边一个废弃的砖窑里面，收拾整理来当教室，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学习而不是讲究舒适。这样任务就重了，要生产，要研究，还要培训。但我们在防逃设备、水库管理、鱼池管理方面分工合作，忙而不乱，年终再总结。经几年的努力，大泉沟渔场已成为新疆的第一个水库养鱼的商品鱼基地、鱼苗供应基地，养鱼技术培训基地。
到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了，我被打为“当权派”，也导致了我们工作的混乱。当然我并非是什么“当权派”，但由于那时的历史环境，很多事情无法解释，就这样我1967年从场长的位置下到鱼池上养鱼班去了，这就是“当权派，靠边站”。鱼的产量也从此下滑，从上一年的720吨到400多吨。
总的来说，防逃设备是我创造的；人工繁殖是我引进的；捕捞技术是应用我学以致用提出来的。这是一整套养鱼技术。这就解决了兵团水库养鱼的问题，并通过办培训班逐步推广到全疆。
跨过天山 鱼跃全疆
我在兵团水库工作期间，曾有领导想把我调走，但兵团的主管业务领导都不同意，因为我能为兵团水库养鱼提高产量。但“文化大革命”谁都保不住了，我被调配到南疆的二十一团农场当班长，当时有句话说南疆条件差：放牛羊，到南疆。在南疆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养鱼，而是割麦子、打土砖。打土砖每天规定的任务是500块砖，我最多时一天完成1000块。我权当作是一种锻炼和磨炼，全力以赴来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何任务。割麦子每人每天的任务是两亩地，我完成了两亩半还多。当时我还有胃病，这也是老毛病了，可是这些困难是我咬咬牙都能克服的。之后我总结出一个道理：在困难的时候要是摔倒了，那就是前功尽弃；要是坚持不懈地度过了，那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苦尽甘来，乐从苦来!
到南疆的第二年，当时农二师赵师长到石河子去找我，得知我在南疆后，他就通过各种方式，最后找到了我，把我调去新疆的第二大水库大西海子水库养鱼。那时鱼苗没有，是从外地运采的。一到水库我就看到水库里到处都是水草，当时就决定首先养草鱼，草被吃完后，水肥了再养花白鲢。这样草鱼养殖取代了其他鱼种，产量也大幅提升，年产几百吨，畅销库尔勒市和农场。我去南疆之后3年里，把农二师的水库养鱼发展起来了。因为农二师地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所以连带地把巴州的水产事业也搞起来了。在第六个年头由于兵团和地方的合并，要调我去巴州的水利局，当时我不想去的主要原因是还想把大西海子水库的养鱼事业发展得更好些，但不去不行。也因为是对水产事业的执着和能够为水产事业有所贡献，所以当时自治区、兵团和巴州都想找我去。最后去了巴州水利局管辖的阿瓦提鱼场。阿瓦提鱼场鱼苗繁殖搞了好些年，都没成功，鱼场经营了多少年就赔了多少年。这对水利局是个负担。我去了两年之后，鱼苗培殖起来了，鱼场也扭亏为盈了。第三年自治区看到我的业绩后，硬是把我调来了。
至此，我的水库养鱼技术从北疆到南疆都获成功了。这是我第一个比较大的成绩，也就是水库养鱼问题的解决，第二个成绩就是湖泊养鱼问题了。
我从巴州调到自治区来后，主要负责赛里木湖的养鱼问题。赛里木湖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是新疆最大的一个封闭性高山湖泊。湖面海拔2071．9米，湖水面积为453平方公里，最大深度86米，年平均水温5．6摄氏度，湖水微碱性，每年冰封期为5个月左右。由于地理上的隔绝，偌大的赛里木湖水中不见游鱼，就见草。赛里木湖是被认为“水藻鱼类皆不生”的新疆大型高山湖泊。到哪里找鱼苗、怎么运鱼苗、怎么养，在当时是个首要问题，因为新疆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1968年至1970年，我们对该湖的水生物资源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赛里木湖有发展渔业的可能。1980年，自治区水产局和博州水电局联合去额尔齐斯河捞鱼，有贝加尔雅罗鱼、高体雅罗鱼、湖拟鲤鱼等几种亚冷水性鱼类，然后用卡车运了几十车放到赛里木湖移植驯化。我们又开始调查研究，怎样提高鱼的产量。我参加了赛里木湖鱼类移植实验课题，也是主持人。我们研究发现，湖水矿化度不高，湖泊周围浅水处生长着各种藻类、草虾和浮游生物，是养鱼的好饵料。引进的鱼苗适应这里冷水的环境并且可以产卵。当时个体最重的已达825克，一般重量在400至500克。
1980年后，我调到自治区水产局工作，搞了几年水产资源考察后，负责自治区水产技术推广站工作，积极投入城郊池塘养鱼的研究，认真学习北京的“以鲤鱼为主”用颗粒喂的养殖方法。我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采用地产菜饼、棉饼蛋白资源丰富的条件替代他们用的豆饼，加上地产麸皮、次粉配制成颗粒进行养殖，利用新疆牲畜头角制成的饲料氨基酸替代鱼粉大大降低了饲料成本，效果很好。
经过反复试验，结合新疆实际，制定了一套以鲤鱼为主配养其他鱼用颗粒饲料养殖的技术路线加以应用推广。1990年在农六师共青年团农场的鱼场试点了182亩，养殖成鱼以建鲤为主，配养20％鲢、鳙、草、鲫鱼，以地产菜籽饼、麸皮、次粉加少量鱼粉配比制成颗粒饲料喂，原亩产300-400公斤，经2～3年应用，产量和效益提高显著。到1992，单产1053公斤/亩。3年试验生产跨了3大步，当时我在农六师五家渠地区成了养鱼致富的明星，每家都有摩托、彩电，在兵团作为典型推广。试点二是沙湾县乌兰乌苏镇新兴渔场由6户农民合伙每户出资5万元，共30万元，1994年挖鱼池准备，1995年请我做顾问开始养商品鱼，当年产100吨，产值85万元。银行和政府看到了有希望，支持贷款发展到240亩（80亩鱼种池）产商品鱼148吨，产值135万元；1997年发展到400亩（鱼种池100亩）产商品鱼245吨，产值196万元，亩产达980公斤（最低700公斤）。4年投入380万元，3年收回280万元（资产有185万元），3年还利息78万元，交土地费3．5万元，税0．85万元，创利167．35万元（3年收入共416万元）。在一无技术，二无资金（自筹30万元），三无设备的情况下，投产3年跨了3大步，关键是科技引路，靠国家贷款，自身艰苦奋斗，科学管理，最后发展到610亩，逐步配套完善了。这两个典型事例，非常有说服力，我的一套技术路线是正确的、成功的。成功在于一条鱼（建鲤），一把料（新疆地产料）达到高产、高效益。
但得夕阳无限好 何须惆怅近黄昏
1992年退休后，发挥我的余热，组织退休科技人员成立民营科技企业，新疆兴渔科技服务中心。从技术指导到鱼苗、鱼需物资供应一系列服务，保证渔业生产，使养鱼户致富，对促进新疆渔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96年，应养鱼生产者的积极要求下，成立了新疆养鱼协会，养鱼户的生产素质、生产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养鱼生产的产量也有很大的增长。为解决鲜鱼的销路问题，协助乌鲁木齐市建设了北园春水产批发市场，该市场成为新疆的活鱼的集散中心市场（已入全国水产行情网站），打开了鲜活鱼的销路。还在促进养鱼业的持续发展，维护养鱼生产者权益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8年的养鱼协会工作为新疆渔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我感到我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都有所实现。
上世纪90年代，在柴窝堡水域有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产局研究所养殖的蟹。我就考虑能不能把外地已养殖成功的南美白对虾引进新疆，大量生产，以丰富寻常百姓的菜篮子。我决心试一试。虽然新疆是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地理、气候、水质与南美白对虾的生长环境很不相同，但我觉得吐鲁番得天独厚的光热条件和无污染雪水却是难得的优势，且可利用吐鲁番渔场鱼苗生产销售后的闲池试养。一年、两年，人力、物力、财力投进去，从上海高价买采的虾苗放进鱼池……该做的都做了，虾苗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季又一季的辛苦劳碌不见成果，大家的情绪不免受到影响。大家都打算以“此地不宜海虾生长”为由就此罢休。但我认为成功的路从来都不平坦，不甘轻易放弃。于是我去无锡等地的养虾培训班当最老的学员；把新疆盐湖的卤水和渔场的井水带到湛江海洋大学做淡水化试验；到沿海养虾场考察、学习、请教；将本地各项检测数据与成功地区一一比照研究；结合本地实际，研制适合本地使用的海水晶。2003年还专门请来上海奉贤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现场指导虾苗水淡化的具体操作。经试验，卤水淡化未达到预期目的，我研制的海水晶经反复淡化试验终于获得成功，虾苗成活率达到60％以上。
但，这只是成功的一半。虽然，有些活技术员和工人会去做，但伺候一种新的生命无常规可循，随时会出现新问题，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未必能发现得了。5月到10月是虾的养殖期。当时74岁的我，每天两到三次亲自巡塘。天麻麻亮就起床，到鱼塘边察看虾情；午后，烈日当空，我戴顶草帽，又出发了；夜幕降临，人们已坐在电视机前休闲，我手握手电筒与儿子潘新平一起去鱼池转悠。夏夜，池边蚊虫成群，满脸袭来，挥之不去；脚下，有时还会踩到长虫。但是，当时我的心思放在鱼虾上，也就想不到害怕了。百多亩鱼塘，查看一遍，少说也也得花一两个小时。晨昏尤为重要。水的颜色、虾露头了、爬坡了、手电光下无声无息不活跃了，种种细微情况都不能疏忽。次日，我在显微镜下细细查验，解决不了的问题，立刻向外地老专家咨询。伺弄这般小生命丝毫不敢大意，还要把自己的这套经验切切实实地传授给渔场的技术人员。在常人看来，真是辛苦人生!但我觉得这是精神支柱，是康乐身心最好的方式。
我女儿也说，我做事有一股锲而不舍的精神。但我认为，在鱼塘边转，鱼虾乐，我也乐，这也是很好的健身锻炼方式。南美白对虾从2001年在吐鲁番渔场开始试养，经过几年的摸索，终于在2003年初获得成功。在吐鲁番地区科技局的支持下，2004的金秋时节，迎来了亩产200公斤以上的可喜收获。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厅组织专家勘验鉴定，确认取得科技新成果，立刻拨款，立项研究推广；吐鲁番渔场也成为上海奉贤区水产站对虾健康养殖示范基地和南美白对虾淡化虾苗供应基地。2005年，该成果推广到天山南北的喀什、阿克苏、吉木萨尔、库尔勒、五家渠5个点，养殖均获得成功，今后将逐年扩大生产规模。2005年，新疆市场上第一次有了自己养殖出产的火虾，名日兴渔牌火州活虾。如今，新疆这片离海洋最远的亚洲腹地，寻常百姓也能享受到本地出产的海味美虾。这天山雪水、火州高温、我的赤子情怀养育出来的对虾，无论色泽的淡雅、肉质的鲜美，都毫不逊色于它生长在南美洲的老祖宗。今天的吐鲁番，不在仅以葡萄名世，也将以火州活虾称誉!
总之，在新疆的这50多年，我经历了悲苦，也收获了欢乐。最让我引以为豪的是能为新疆的养鱼事业贡献一生。我是新疆人工养鱼事业发展的经历者，我致力于科技养鱼，并把技术推广到全疆各地，不为名、不为利。在这几十年中，我也受到过挫折，但是我始终坚持下去，我用积极乐观的态度踏过一切挫折和坎坷。在这漫长岁月里，让我感动的事有很多，这里提两件事，一是我在江苏老家上初中时，我的数学老师金老师替我交了食宿费，可以让我安心读书，今年我还和他联系上了，我对他的恩情到现在都铭记于心。即便他现在想不起来为我付伙食费的事了，可是我认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我做人的原则，也是我们必须继承的优良传统。二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父亲在老家病危，我请求组织批准我回家见父亲最后一面，组织上知道后，立马批准我火速回家，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关心。
这几十年来，我最大的乐趣是养鱼，尤其是看见我培育的鱼长大长肥，繁殖迅速，我就很高兴，我有一种成就感。我时刻提醒自己要解决新疆人民吃鱼问题，吃到各种各样的新鲜鱼，不用远运，不用高价买鱼。对于白条鱼、准格尔雅罗鱼和家鱼的地繁殖率问题，我从饲料、水质进行研究，最后干脆搬到鱼塘边上住，晚上观察鱼儿的交配情况。我的家人说，我研究鱼都走火入魔了，可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乐趣，看到鱼儿繁殖，我就开心，虽然环境苦，鱼池边蚊虫多，可那是我工作的进步。我的朋友王有德把他亲手写的“瀚海渔人”四个大字的横幅送给我，我把它挂到我家客厅里，我很高兴他了解我对渔业的感情，就像一个渔夫一样，爱那些鱼，为渔业事业奉献我的一生。不但我这一生，我还希望我的儿女们也能为新疆的发展有所作为，我育有三个儿女，他们名字的中间一个字连起来就是“建新疆”，这是我对他们的期望更是鞭策。
访录整理人高亚琼、龙国仁、徐洋：从我们一开始和潘老师联系，到最终成稿，潘老师的和蔼可亲一直感动着我们。我们跟潘老师联系时，他言语温和，并很热情。在我们第一次到潘老师家时，由于潘老师是江苏人，还带着点家乡的口音，我们就是听不出他住在哪条街。让人感动的是他让我们往前走，让她的夫人在路口接我们。2010年底这几天是非常寒冷的，摄氏零下28度，一个70岁的奶奶在严寒中等我们，我们非常感动。到了潘老师的家，他看了我们的采访大纲后，一口气就像讲故事一样，把他从上学起至今的故事全告诉了我们，尤其在讲到养鱼事业及他主持的养鱼协会的目的是提供免费技术服务，推广养鱼技术时，都是神采奕奕。当他讲到为什么积极发展新疆的渔业和免费为群众提供技术时，他说到他感谢党和祖国，是党和祖国给了他上学的机会，免了他的学杂费和食宿费，他泪流满面。看到一位80岁的老人老泪纵横，我们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安慰，也很震惊，潘老师把祖国对他的恩情记了一辈子!在采访过程中，他积极配合我们的要求，尽可能的提供了很多资料和他的照片，可以看出，潘老师对渔业事业的热爱，对生活的洒脱、无私奉献的精神。他的这种精神感动了我们，无论是待人接物，还是刻苦钻研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
潘育英简介：潘育英，男，1931年9月生，江苏省武进人。新疆水产研究所高级工程师。195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水产系，志愿到新疆工作，先后在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兵团玛纳斯河管理处大泉沟渔场、兵团农二师大西海子渔场、巴州水电局渔场工作，开发新疆养鱼事业。1980年调自治区水产局工作。曾任水产局水产资源考察队长、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水产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兼任新疆农业大学水产专业教授、硕士指导教师。在社会学术团体中任自治区科协委员、水产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动物学会理事、中国水产学会江湖水库渔业专业委员会委员、区养育协会理事长。
主要研究方向：苗种繁育和捕捞方法、节水渔业、新疆水库养鱼饲养方法、新疆高寒地区鱼类饲养生长研究。获多项研究成果奖。
